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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中國經濟往哪里去?著名經濟學家常修澤的大歷史觀和大格局觀

    時間:2022-09-26 18:53 來源:上海大學學報

    推薦理由

    這是本刊在重要時間節點推出的一篇“特稿”,是作者常修澤教授從大歷史大格局著眼,探索中國經濟未來趨勢的一項研究成果。

    “發展重民富,改革重要素,開放重制度”——短短三語15字,點出了中國未來趨勢的“焦點”和內在邏輯。“打靶要打十環”,靶心在這里;新局講“破題”,可從這里“破起”。

    第一,作者依據其“人本經濟學”思想,提出 “民富型發展”趨勢。順應這一趨勢,就要由以往主要關注國家流量財富的增長(GDP總量指標)和存量財富的積累(總資產市值指標),真正轉換到注重“每個人的發展和生活幸福”的民富模式上來,當前尤其要以發展大格局,理性推進“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并補足消費四率中“居民消費率”這一“短板”。

    第二,作者從中國改革的自身邏輯出發,緊密結合新條件下“經發與人發”的新要求,闡述了“要素型改革”趨勢,并提出穩步推進七大要素市場化改革的舉措。其中,論文在理論鋪墊部分提出的“要素文明因應論”、“要素中性范疇論”和“產權要素三全論”,有作者自己的思考。

    第三,文章指出,中國需向高水平開放增量提升。新的看點是在“五個流開放”基礎上向“制度型開放”增升。這里的“制度”不是基本經濟制度,而是指體制、規則和規制等。這是一種新的類型。在第三波開放倒逼改革中,需突出解決五個體制性問題。

    中國經濟三型趨勢論 

    常 修 澤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北京100038)

    微信圖片_20220926185250

    常修澤,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博士生導師,《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卷)》入選者。歷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計委(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長期致力于制度經濟學領域人的發展理論、廣義產權理論和中國轉型理論的研究。著有《人本體制論》《廣義產權論》《包容性改革論》和《人本型結構論》等學術理論著作。其理論貢獻被收入《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卷。入選美國傳記研究中心(ABI)《國際名人錄》和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IBC)《國際名人錄》。

    摘要:中國經濟三型趨勢論:發展重民富,改革重要素,開放重制度。民富型發展,要由以往主要關注國家流量財富的增長(GDP總量指標)和存量財富的積累(總資產市值指標),真正轉換到注重“每個人的發展和生活幸福”的民富模式上來,當前尤要補足“居民消費率”的短板,并促進實現“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要素型改革,要把握要素文明因應論、中性范疇論與產權要素三全論,按照改革、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三個邏輯,穩步推進七大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制度型開放,要在“五個流開放”基礎上,推進體制、規則和規制等方面的開放,在第三波開放倒逼改革中,解決突出的五個體制性問題。按上述三型來促進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開放,是順應當今世界潮流及其博弈的理性選擇。

    關鍵詞:三型趨勢;民富型發展;要素型改革;制度型開放

    中國經濟正處在歷史性的變動過程中。以2022年開啟實現國家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為標志,中國經濟開始進入新發展階段。在當代中國,完整意義上的經濟包括三個系統:即經濟發展、經濟改革、經濟開放。與新的發展階段相適應,中國經濟也理應出現三個大趨勢,這就是民富型發展趨勢、要素型改革趨勢、制度型開放趨勢。簡言之,發展重民富,改革重要素,開放重制度。筆者將此概括為中國經濟三型趨勢論。

    一、關于民富型發展

    聯合國計劃開發署(UNDP)提出,經濟發展的目的在于滿足和實現人的發展,亦即發展要落到民富上。下面從三個方面深入分析民富型發展問題。

    (一)經濟發展中財富積累的“物本傾向”需要向“民富型”轉換

    2022年是中國邁入實現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完整年份,同時也是“十四五”計劃的第二年(關鍵之年)。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了114.367萬億元。從民富角度研究,平均到每一個中國人有多少?距離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還有多遠?

    2022年3月初,國家統計局公布GDP數據時,筆者是按照1∶6.5(即1美元相當于6.5元人民幣)來折算的,114.367萬億元人民幣大約相當于17萬億美元。按此推算人均GDP 8.0976萬元,大約相當于1.2467萬美元(如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2551萬美元),突破了1.2萬美元。2022年5月,因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出現貶值,按照2022年5月份最新的人民幣在岸價1∶6.6折算,大約相當于1.2269萬美元。如果按照離岸價1∶6.64折算,則是1.2195萬美元。2022年3月《人民日報》發文稱,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1.2萬美元”是可以成立的。

    倘若按上述人均GDP指標衡量,中國現在處在一個什么樣的發展節點?或者說,如何給我們國家定位?按照世界銀行2021年公布的“高于12 695美元才能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可以說比較接近高收入國家的底線,但還不能說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更不能說超過高收入國家。況且這里的收入,不是指的“居民人均收入”,而是指的“人均GDP收入”。這是應該區分清楚的。

    上面說的是流量指標,即一年經濟增長的流量規模。但人們更關注資產的存量指標,即經過多年的發展,積攢下來總計多少資產存量,即財富總量。這里引用世界上比較有影響的研究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于2021年11月15日發布的《全球財富研究報告》。據該報告載,全球的凈資產(注意是凈資產,不包括負債),2000年是156萬億美元,到2020年,已經達到514萬億美元,二十年光景,相當于過去的3.28倍。

    同期,這20年中國的財富增長得如何?據此報告稱,中國財富從2000年7萬億美元,飆升到2020年的120萬億美元。當然,這期間世界其他國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比如美國的凈資產在這期間也翻了一倍多,達到90萬億美元)。

    這里有兩個因素值得注意:其一,GDP本身的增長反映了創造財富的勢頭較為強勁;其二,全球財富研究報告的資產存量指標是按照市值來計算的,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推動力就是房地產價格的猛升,即由房地產升值而帶動的財富存量增長。麥肯錫研究報告表明,整個全球凈資產里面房地產市值占到68%,意味著全球財富約有超過2/3是儲存在房地產領域里。

    從過去20年全球資產凈值的發展趨勢看,財富總量的增長速度超過了GDP的增長,或者說財富存量增長超過了GDP流量的增長。這主要是受利率下降推高房地產價格的推動,同時也引發對財富和財富觀的兩方面質疑。

    質疑一,這樣的財富繁榮可持續嗎?①對此問題,國內外已有諸多學者提出疑問,不需贅述。

    注釋

    ①筆者在海南實地調查,2021年以來,全省土地出讓收入是下滑的趨勢,在資源有限的約束下,具有“可持續性”嗎?

    質疑二,是筆者從“人本經濟學”視角提出的。其思考的主題是前述《全球財富研究報告》體系中,“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筆者主張,要由以往主要關注國家流量財富的增長(以GDP總量指標衡量)和存量財富的積累(以資產市值指標衡量),真正轉換到“注重每個人的發展和生活幸福”的民富模式上來,當前尤要補足人性化的居民消費率的短板,并促進實現“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

    (二)人本主義的考察:中國的居民消費率究竟如何?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說,新社會的本質是“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發展的宗旨是為了“人”。用“人本經濟學”理念來審視,中國的居民消費率怎樣呢?

    筆者認為研究新格局下的消費,需分清“消費四率”,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消費增長率”“消費貢獻率”“最終消費率”(特別是其中的“居民消費率”)。以上四組率,各有各的內涵,各有各的指向和作用,不可混同。但現在是普遍混同了,有意或者無意地用一、二、三率來掩飾“第四個”率存在的問題和短板。因為按照筆者的“人本經濟學”理論邏輯,最值得看中的應是最終消費率(特別是其中的“居民消費率”),這相當于消費問題的“靶心”或稱“十環”。

    最終消費率是指最終消費占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筆者的《人本型結構論》(2015)一書從橫向(國際)比較角度研究后得出結論:雖然中國的居民消費水平動態增長并不慢,但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之和)是低的,不僅低于所處較高階段的發達國家,也落后于所處相同階段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而最終消費率偏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與居民生活直接相關的居民消費率(即消費問題的“靶心”或稱“十環”)過低(2012年只有34.6%)。[1]3

    正是基于對居民消費率偏低問題的關注,筆者在《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建議:“在‘十三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期內”,中國應該實行“需求管理—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并“把居民消費率拉高”,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第一位的問題”。[1]5

    《人本型結構論》出版后,依據此觀點寫成的論文《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2016),因主張“需求與供給相結合”且把需求放在首位,而引起爭議。直到2021年,決策層明確指出:要“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需求側管理”及其由此連帶的擴大居民消費方引起普遍關注。這就是筆者在論文《把握“三新”分清“四率”三線促進消費升級》中一開始引述此段論述的思想緣由。

    《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所引用的2012年世界銀行發布世界發展指標(WDI)數據庫的資料迄今過去已近10年,到現在,世界主要國家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如何?請看世界銀行公布的2012—2020年一些代表性國家最終消費率統計表。微信圖片_20220926185300

    表1 代表性國家最終消費率(依據現價美元計算)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通過表1,可以看到2020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的最終消費率為54.82%。那么,其中的居民消費率是多少呢?微信圖片_20220926185303

    表2 代表性國家居民消費率(依據現價美元計算)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表2是代表性國家2012—2020年居民消費率數據,其中2020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只有38.12%。即使筆者進行調整修正,把當年政府消費率中直接用到居民頭上的公共性消費加上,從而形成“寬口徑的居民消費率”,也不過在45%上下。①

    注釋

    ①具體論證過程詳見常修澤:《把握“三新”分清“四率”三線促進消費升級——關于中國新發展階段擴大居民消費問題》,載《學術界》,2022年第4期。

    總之,不管是世行公布的38.12%也好,還是筆者進行調整以后的45%上下也好,窄口徑和寬口徑的居民消費率在表2中都是最低的。所以,如何真正提高居民消費率?在此,筆者再次申明在《人本型結構論》中的主張:在新發展階段,把居民消費率拉高,仍然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第一位的問題。這是中國“民富型發展”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的問題。

    (三)尋求共同富裕:再論“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

    民富型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關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共同富裕問題。

    首先要指出,共同富裕是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人類千百年來的共同理想。從中國古代典籍《禮記·禮運》中所描寫的大同世界,到古希臘柏拉圖提出的以公平正義為準則的“理想國”,都寄托了人類對共同富裕的期望和理想。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之前(包括空想社會主義),這些理想都是不可企及的。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前提。但是,在蘇聯和中國改革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左”的社會經濟政策,非但沒有實現共同富裕,反而使人們實際走向了共同貧窮、共同受苦,這是人類永遠值得汲取的教訓。

    中國歷經“十年浩劫”轉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成為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在此背景下,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指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2]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講到“先富”與“后富”的問題(盡管他沒有明確使用“共富”一詞)。1985年3月,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第一次明確使用“共同富裕”一詞,他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3]特別是1992年初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提出重要論斷:“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4]

    對以上鄧小平的論述進行系統分析,筆者歸納出三點:第一,共同富裕是鄧小平從社會主義本質的深層結構提出的;第二,共同富裕的涵義,鄧小平是使用排除法來表達的,即它不是兩極分化(但是,他并沒有排除合理差別)。至于內涵是什么,未能完整闡述(但可以意會);第三,鄧小平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而社會主義則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多年來,人們對于最終目的的“最終”二字之涵義理解不夠,以致把最終目的簡單化、短期化。

    筆者認為,今天討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共同富裕”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很難說“已經成熟、已經定型”。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共同富裕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5]正因為理論上尚未成熟和定型,所以在二十大前連續召開一系列探討共同富裕的研討會;也正因為實踐上尚未成熟和定型,所以中央決定率先在浙江省進行局部的實驗和示范。

    恰好,2022年年初,筆者在接受“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示范區”的訪談時,與浙江的同志討論過。在該訪談中,筆者提出了“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的觀點。①在這個新概念中,為什么既講“共同富裕”,又講“有差別”?提這個概念旨在什么?簡單地說,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旨在防止權貴和民粹兩種傾向。這里從四個方面簡要分析。

    注釋

    ①見《以發展大格局看共同富裕——訪著名經濟學家常修澤教授》,載《浙江日報》2022年2月11日新聞版。新華網、學習強國、鳳凰網等多家網站相繼轉載。

    1.從現實出發,直面收入及財富差距過大和絕對平均主義兩種傾向

    這是第一個維度,現實維度:針對收入與財富差距過大和民粹苗頭兩個方面。這兩方面都要預防,但主要的恐怕還是收入和財富的差距過大的問題。

    中國的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前兩者用收入比率分析,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1年為2.50∶1;地區之間,居民收入最高省份與最低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為3.55∶1。第三個差距即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國際上通用基尼系數表示。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2020年為0.468,世界銀行數據庫顯示是0.47。

    除了關注收入基尼系數這個流量指標外,還應關注存量指標(財富基尼系數)。迄今尚未見到官方權威部門發布的財富基尼系數數據。根據瑞士信貸銀行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2021》(Global Wealth Report 2021)披露,2020年中國的財富基尼系數為0.704。

    可見,不僅中國的流量指標(收入基尼系數)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而且存量指標(財富基尼系數)也接近國際上經驗性的0.8左右的容忍度線,應該引起決策部門和整個社會的關注。

    問題的復雜性在哪里?如果僅僅是一個收入差距過大和財富的分配不公,就可以主攻這一個,但是現在還有另外一種傾向,民粹主義思潮,它在中國是有市場的。例如2021年11 月之后,網絡上出現了某些有關民營經濟的不正確輿論。在理論界也曾有學者撰文,借有關話題大講“兩滅”(即“消滅私有制,消滅資本家”),甚至斷章取義地引用《共產黨宣言》的論斷,不講馬克思原話的前半句(即前提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而只片面地引用后半句“消滅私有制”。在中共二十大籌備之際,社會上這樣的民粹思潮對國家、對人民將產生什么影響?這是現實,值得重視。

    2.理論支撐:“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的立論依據

    從理論維度上說, 共同富裕思路,采用什么樣的“理性提法”為好?筆者提的概念是“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這是一個完整的命題,它包括兩大方面:(1)“共同富裕”;(2)“有差別的普遍富裕”。兩方面缺一不可:去掉“共同富裕”,或者去掉“有差別的”,都是不準確的。

    在聯合國關于減碳的文件中,有一個“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的提法,曾受到諸多發展中國家的贊揚,為什么?因為它科學、準確,兼顧了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各方利益。在十分復雜的社會氛圍面前,理性的提法,應該既能防止權貴,又能防止民粹這樣兩種傾向。“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中的“共同富裕”旨在防權貴;后者“有差別”旨在防民粹。

    共同富裕由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導出,已多有論述,不再贅述。而“有差別”,則可從社會主義勞動的個人謀生性及勞動能力差別的“天然特權”導出。按照馬克思的思想,這個問題的邏輯關系是:

    (1)社會主義社會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當然現實很復雜,除了按勞分配,還有“要素按貢獻分配”,但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

    (2)只要實行按勞分配,那么,勞動本身就有具有個人謀生手段的性質,簡稱“謀生性”。[6]勞動的“謀生性”是社會主義勞動的重要特性。

    (3)既然只有勞動才能謀生,按照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里的論斷,勞動者不同等的個人天賦,產生了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此乃“天然特權”。

    (4)從這個“天然特權”導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由勞動能力的差別而產生的分配結果,必然有差別。

    基于此,筆者在2022年初發表的《以發展大格局看共同富?!芬晃闹姓f,“這種由勞動的‘個人謀生性’帶來的物質利益差別,莫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使到社會主義社會中級乃至高級階段,依然是存在的。如果再加上非勞動要素的參入,情況更為復雜”。關于非勞動要素的參入,涉及民營經濟問題,結合對策再談。

    3.國際教訓:南美轉型國家考察啟迪——注意權貴和民粹兩種傾向

    2007 年,筆者曾到拉美玻利維亞和智利進行實地考察。玻利維亞是拉美著名左翼革命家格瓦拉1967年遇害的地方;智利是集權人物皮諾切特發動軍人政變推翻阿連德民選政府的地方。經過實地考察,發現一個非常深刻的社會問題:即拉美國家的權貴與民粹兩方面同時存在,且有互動。于是筆者在《人本體制論》里,闡述了這次南美考察的啟迪,文中寫道:“從拉美國家看,這兩者現象(權貴與民粹)是相互依存、惡性互動的。上面越權貴,社會越民粹,社會越民粹,上面越權貴,甚至可能會集權。”[7]288

    正是從這次考察中,筆者產生出一個理論觀點:在轉型中“要注意防止兩種現象:第一,要經濟市場化,但要防止權貴;第二,要實現社會公正,但要防止民粹”。[7]288就是說,必須排除權貴和民粹這兩種傾向。書中結合中國實際指出:“無論是權貴,還是民粹,對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都是不利的。”[7]288今天研究此問題,同樣“必須看清這一點,保持理性認識”。[7]288

    4.歷史觀照:權貴與民粹都阻礙社會進步

    這里以幾個大國(特別是中國)的歷史作為例證來闡述:權貴和民粹兩種傾向都會阻礙社會進步。比如,中國秦始皇統一中國是進步的,但是后來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是落后的。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是進步的,但孫中山先生去世后又出現一盤散沙,軍閥混戰,社會也伴有一些民粹主義的思潮。

    考察中國這段歷史感到,權貴和民粹關系很復雜。初步理出其中兩條線,或稱雙重性。一重是,權貴與民粹之間的“互懟性”:權貴懟民粹,民粹懟權貴;另一重是兩者之間的“勾兌性”:表現為權貴操弄民粹,民粹敗壞民意。不要以為民粹代表民意, 其實民粹是敗壞民意、敗壞民主、敗壞公正的。例如,美國2021年的“國會山事件”,能代表民意嗎?從中人們會看到:權貴是怎么操弄民粹的。

    這種雙重性很值得重視,因為它涉及下一步我們在構建共同富裕過程中,怎么對待權貴和民粹的問題。如果再把公正、民主這些變量增加進來,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恐怕就更復雜。今天在解決差距過大問題的同時,要正視民粹思潮的苗頭,尤其要防止權貴與民粹“互懟”與“勾兌”的問題。

    5.對策:針對收入和財富的差距過大以及民粹思潮的苗頭,我們怎么辦?這里提四條對策:

    第一,要從發展大格局考慮問題。要看到共同富裕不只是一個分配問題,還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建議牢牢扭住高質量發展這個“牛鼻子”,設法調動全社會投資創業、勞動就業的積極性,讓一切發展生產力的積極因素和創新創造活力競相迸發。

    第二,在上述基礎上,研究分好“蛋糕”的問題。要切實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包括初次、再次和第三次分配,緩解三個傾斜(即向政府傾斜、向壟斷企業傾斜、向非勞動者傾斜)的問題。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緩解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缺口。

    第三,建立完善的環境資源產權制度。由于環境資源領域產權界定不清、產權配置不當和交易價格不合理,以及環境資源稅收不完善等因素,也產生了一部分人(如部分“資源投資”)暴富的問題,應關注這一領域的分配不公。這個問題在拙著《廣義產權論》中已經講過,不再闡述。

    第四,針對民粹思潮的苗頭,應堅定不移地秉持中央確定的“兩謀”大方向(即“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而不應該讓“兩滅”(即所謂“消滅私有制,消滅資本家”)的苗頭興起。只要能夠有效解決差距過大和民粹苗頭兩種傾向,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富裕的理念就可以變成現實。

    二、關于要素型改革

    (一)從市場體系大廈的“鋼筋”論起

    近日,國家發布《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旨在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但引起熱議,焦點在于“統”字,這也難免,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前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其最大的弊端就是“統”得過多,“統”得過死,一見 “統”字,就特別敏感,擔心計劃經濟回潮。

    如果說構成市場體系大廈有三大要件,那么三大要件是什么?筆者認為:第一,“市場主體是根基”。中國現在有多少市場主體?1.6億,基礎很雄厚,必須保護好。第二,“要素市場是鋼筋”。市場體系里固然有商品市場,但“最硬核”的東西是要素市場,這是中國市場體系的支撐。第三,“三大機制是水泥”。三大機制即是市場經濟的供需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這三大機制貫通于整個市場體系之中。

    既然“要素市場是鋼筋”,下一步,應該特別關注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問題。①本文擬在此前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新的情況對要素型改革再作新的探討。

    注釋

    ①相關論述可參見常修澤:《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再探討》,載《改革與戰略》2020年第9期;常修澤、何亞斌:《要素市場化配置及其產權市場的命運 ——產權“生產要素生命論”探討》,載《產權導刊》2020年第6期。

    (二)要素三論:文明因應論、中性范疇論與產權要素三全論

    1.關于要素的文明因應論

    一般地說,生產要素是經濟過程所投入的資源。這里說的經濟過程,按照馬克思《資本論》的分析,包括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分配過程和總過程。因此,具體而言,經濟過程所投入的資源,理應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商品和服務過程中所投入的各種資源。

    那么,迄今為止,在經濟過程中,已經認識到投入哪些資源呢?需要以大歷史觀和大格局觀來進行考察。

    以大歷史觀考察,生產要素是應人類文明之“運”而生的。與農耕文明相適應,勞動、土地二要素首先出場。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曾任愛爾蘭土地測量總監的威廉·配第留下名言:“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后來,與工業文明相適應,資本要素橫空出世?!顿Y本論》的著者馬克思最卓越的貢獻就是縱橫內外“論資本”。再隨著工業文明的演進,知識、技術與管理要素作用凸顯,馬克思提出“科技是生產力”“管理是樂隊指揮”等萌芽思想。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中共十五大增列了技術要素;中共十六大增列了管理要素;當代社會隨著信息革命爆發,因應數字文明浪潮,數據要素大顯身手,成為最新的要素。就這樣,勞動、土地、資本、知識、技術、管理和數據七大要素,一個個先后粉墨登場,時間上具有繼起性,與人類文明發展階段相適應。

    以大格局觀考察,順當今之勢,上述要素不僅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而且在空間上具有并存性:勞動、土地、資本、知識、技術、管理和數據等七大要素,在各自領域發揮作用,各顯神能。需要指出,把握生產要素的定義應該準確全面,即樹立“要素內涵全面觀”。例如:土地要素不只是“地面”或“地表”,而且包括地下的礦產資源、地上的森林、草原、江河湖泊和空間等一切自然資源;資本不只含物質資本,而且包括人力資本(筆者稱為“人本要素產權”);而管理要素細分的話,又有一般管理和指揮管理之別,特別是在智能化條件下,一般管理可歸之于勞動要素范疇;指揮管理作為決策、指揮并承擔風險者,屬于企業家管理要素范疇。簡言之,土地要素、資本要素,不可窄化;管理要素不可泛化,把握適度為好。

    2.關于要素的“中性范疇論”

    根據筆者的研究,當代七大要素按類型區分,可分為三類型。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四要素可歸之于人本要素型;土地、資本可歸之于物本要素型;數據要素可歸之于人—物要素混合型。

    無論是人本要素型、物本要素型,還是人—物要素混合型,作為要素都是工具而已。若問它姓啥?盡管既有“勞”又有“資”,但是它既不姓“社”,也不姓“資”,而是屬于中性范疇。它就好比是一節節車廂,看它掛在哪個火車頭上。若掛在社會主義的火車頭上,就為社會主義服務;若掛在資本主義的火車頭上,就為資本主義服務。實事求是,即為中性范疇論。

    現在爭論的焦點在于所謂資本的逐利性。一個時期以來,資本的逐利性成為熱議話題,甚至把資本的逐利性作為資本的丑陋之處。其實,這是缺乏理性分析的。

    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和資本的自身屬性,資本確實是逐利的。但筆者認為,資本的逐利性也是一個中性范疇,逐利性本身無所謂丑美,關鍵在于,你指的是哪種社會條件下的資本?即使同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資本,針對每種具體資本,它是如何逐利的?它為誰逐利?逐利之后歸于誰?尤其是在中國現階段逐利性同時引發“資本創造價值”和所謂“資本野蠻生長”的情況下,究竟哪一方面是主流?哪一方面是支流?這些都要具體分析,不可任意貶損。

    我們要面對現實。以《2021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報告 》為例,2020年,500家民營企業稅后凈利潤為1.96萬億元,納稅總額達1.36萬億元(全國4000多萬家民營企業納稅超過50%,一度超過60%)。試問:這些民營企業資本的逐利性,何丑之有?

    同時,在中國,也不只有民營資本,還有國有資本,國有資本沒有逐利性嗎?據最新數據,2022年前四個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稅后)12824億元,稅費收入總額19967億元。這些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資本的逐利性何丑之有?

    當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排除形形色色的各類企業中,某些微觀主體確也存在“資本的不合理逐利”問題,應當加強監管、引導與規范,促其健康發展。但是不應該把支流當成主流,尤其不應該把資本主義社會(前期)流行的那句。“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8]搬到今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審視中來。

    總之,作為政府決策者、企業家和理論工作者,應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但不應該把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等同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性和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規律。中國確實需要依法對資本實施有效監管,以支持和引導資本的規范和健康發展,但是,對資本的逐利性這樣一個“中性范疇”,不應該作為一個負面的經濟范疇而加以貶損。

    3.關于“產權要素三全論”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這里,明確提出新階段“改革兩大重點”。那么,要素市場化配置與完善產權制度是什么關系呢?筆者認為要素與產權是兩個獨立但又有交叉的概念:“有產權的不都是要素,但是,凡是要素都有自己的產權。”在此基礎上,提出了 “產權要素三全論”。

    (1) 橫向之全:范圍全覆蓋。產權內涵,不僅包括人們熟悉的物權、債權、股權,還包括自然資源資產產權、環境產權和各種人本要素產權(如知識產權、技術產權、勞動力產權、管理產權)等。簡言之,廣義產權,廣到天(環境產權,如“碳產權”);廣到地(各種自然資源,土地、礦山、森林等以及風能、太陽能等);廣到人(勞權、知權、技權、管權等人本要素產權,)從而形成“廣義產權體系論”。①

    注釋

    ①相關論述可參見常修澤:《廣義產權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出版;常修澤:《天地人產權論》,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新華文摘》2011年第17期“新華觀察”欄目長篇轉載。 

    (2)縱向之全:過程全貫通。要素運動的四個過程都貫穿產權。識別確立過程——要素產權界定;使用生產過程——要素產權配置;流通運轉過程——要素產權交易;消耗保護過程——要素產權保護。十九大報告提出“完善產權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完善各類要素的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交易、產權保護制度。產權均貫通其中。

    (3)內核之全:生命全周期??傮w觀之,產權是生產要素的生命。分體觀之,勞權是勞動要素的生命;地權是土地要素的生命;資權是資本要素(股票、債券、非標資本品)的生命;知權、技權是知識與技術要素的生命;數權是數據要素的生命;管權是管理要素的生命。失去產權,要素也就失去生命,徒成一個個空殼而已。

    基于上述“產權要素三全論”,筆者得出結論:要素與產權是形神兼備的一個整體,要素市場化配置實則是產權配置。

    (三)要素配置市場化“攻堅”的三大邏輯:改革邏輯、經濟發展邏輯、人的發展邏輯

    1.改革自身的邏輯:“下半場”攻堅

    中國改革從1978年12月迄今已近44年。經過“上半場”的努力,商品市場這一塊,已經放開97%,政府控制的攸關國計民生的重要部分只占3%。商品市場部分大體可以說“輕舟已過萬重山”。但是,要素市場的放開比較遲緩。首先,土地、資本領域放開不夠,無論是土地的市場化,還是利率的市場化,都是短板;其次,人本要素領域,無論是知識的市場化,還是技術的市場化,無論是勞動力的市場化,還是企業家的市場化,更是短板中的短板。中國改革的“戰車”,不可避免地要開到要素的面前。這是改革自身邏輯的貫通使然。

    2.經濟發展邏輯:堵點就“堵”在這里

    從發展角度來說,近年來國家提出“暢通國內大循環”,但對該問題的理解,一些論者還是停留在商品的自由流通和商品市場的統一化方面。殊不知,中國國內循環不暢的關鍵堵點就“堵”在要素市場上。不僅物本要素的土地與資本市場處于分割狀態,而且作為人本要素的勞動力市場、知識技術市場和企業家市場也處于隔離狀態;至于人—物混合型的數據市場因其復雜性更沒有暢通循環。中國要解決結構性矛盾,構建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特別是要推進技術創新,都需要靠要素的合理流動,尤其需要挖掘知識、技術、勞動力、管理以及土地、資本的內在潛力(其中的內在潛力是巨大的)。經濟發展呼喚要素市場化必須改革攻堅。

    3.人的發展邏輯:建設“人”的現代化強國所必需

    中國改革發展的核心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新體制的本質,中共十九大報告有一句話講得很深刻,“保護人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人民的三權,牽涉的社會面很廣泛:勞權,涉及勞動者;知識產權涉及知識分子、科研者;技術產權涉及技術工程人員,包括大國工匠;管理產權,涉及指揮管理者;至于人—物混合型數據要素產權,更涉及公民的各種信息權利及其隱私。因此,今天研究要素市場化問題,應該有一個如拙著《人本體制論》的副標題“以人的發展及其體制安排研究”這樣一個視角。

    中國現在開啟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要追求的不只是“物”的現代化強國,更重要的是“人”的現代化強國。筆者認為,中國的要素市場化進程,是一場系統、深刻的社會變革。其切入點可先從生產力領域切入,但切入之后,改革的“戰車”將會開到生產關系領域,引發生產關系的變革;再深入進去,就不可避免地呼喚上層建筑的變革。這種由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系統性改革,必然要求推進人本要素的市場化改革。

    (四)怎么推進:三類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的主要著力點

    基本的思路,是從實際出發,按不同類型推,循序漸進地推進改革。大體可分為三條線展開:

    1.人本要素:勞動、知識技術與企業家管理市場的主要著力點

    第一個人本要素是勞動,所建市場可稱為“勞動力市場”。突出看點是戶籍制度改革。從1958年開始,中國出現了城市與農村分割以致隔離的二元戶籍制度,這種制度是對人的發展的一種阻遏,是勞動力流動的最大掣肘因素。問題的復雜性在于中國的680多個大、中、小城市情況各不相同。其中,大城市又分成超大、特大和一般大城市。根據實際情況,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1型大城市,落戶條件全面放寬。一些超大城市可采取“積分入戶”的辦法。隨著戶籍制度改革,勞動力才真正流動起來。

    另一個看點是勞動者技能技術評價(特別是其中的大國工匠)。應該為技能人才建立職業技能等級制度。有關部門已經提出《關于健全完善新時代技能人才職業技能等級制度的意見》,由低到高,設立包括技師、高級技師、特級技師、首席技師在內的“新八級制”。建議發揚1984年莫干山會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真正為底層的勞動者提供向上流動的管道。

    第二個和第三個人本要素是知識與技術,這是兩個要素,但在建立市場時可以一體化運行。知識技術市場化,最大的看點就是技術人才的“職務發明成果的產權落實”。此問題一直懸而未決。筆者在《廣義產權論》(2009)中曾提出:“應將這部分‘知識’產權的一部分分配給具體創造該‘知識’產權的技術人員。”即“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該單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術人員持有”。[9]但是,這些年有幾位科技專家因“職務發明成果的產權”問題而被處理?,F在,按照改革新趨勢,國家已經決定,職務發明成果一部分應該界定給職務發明的科研人員,這就可以調動廣大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創造性。

    第四個人本要素是管理要素:企業家管理市場。

    2017年,筆者在《企業家階層新論》中指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企業家的“特質內涵”需要作出新的界定:作為“創建企業并擔任經營管理職責的指揮者”,企業家必須具有“創新”“情操”“復合經濟人”三合一的特質。這是新時代企業家的重要標志。[10]

    五年過去了,當前企業家面臨的問題以及客觀環境更為復雜。有關文件雖然提到“管理要素”,但并未提及企業家管理市場,這是一個缺憾。當然,仔細研究起來,個中原因比較復雜,主要涉及國企經營者如何確定的問題。建議思路打開:首先,國企之外的民營企業家應該走向市場。其次,即使國企經營者,也可以在“組織管住資格,嚴格市場把門”的前提下,建立大框架下的“企業家管理市場”,然后由董事會從模擬市場上選拔經營者,這終究比“一對一”的行政配置做法更具靈活性。從世界局勢和國家戰略的高度著眼,中國應該珍惜企業家這樣一種“稀缺的要素”,注重發揮這一群體在改革、開放、創新發展中的“樂隊指揮”才能,尤其要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管理市場不可或缺。

    2.物本要素:土地與資本市場化主要著力點

    土地要素(這里主要講“地面”,“地下”部分另議)主要是“三塊地”(即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農地、宅基地)。按照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思路,“三塊地”要逐步放活。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改革的著力點是由過去政府征地、政府招拍掛改為農民集體自己來招拍掛,農民直接進入土地市場。農地主要是推進“三權分置”改革:所有權是集體的,承包權是農戶的,承包權的經營權是可以流轉的。宅基地,歷史沿革頗為復雜,現在也應推進“三權分置”:宅基地所有權是集體的,宅基地資格權是宅基地住戶的,看點在于資格權的使用權是可以流轉的。“三塊地”市場放活后,農民除獲得勞動收入以外,還可從“三塊地”改革中獲得一部分財產性收入,這將大大有利于農民逐步走向期盼的富裕。①

    注釋

    ①對此問題的討論可參見蔡繼明:《應在穩慎前提下積極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載中國經濟新聞網2022-03-10。此問題代表性論文請見:李江濤、熊柴、蔡繼明:《開啟城鄉土地產權同權化和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新里程》,載《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

    至于地下的礦產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資源等,理論上也屬于土地范疇,尤其是烏克蘭危機后,石油、天然氣資源產業鏈和價值鏈更引世人關注。因篇幅原因,擬另議。

    物本要素中的資本市場人們比較熟悉,主要是股票、債券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資本市場有了一定發展,但是仍存在不少問題,如:證券市場運行機制不健全,上市公司質量待提高;特別是一再宣稱的“利率市場化”進展遲緩,資本市場的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改革迄今尚未“破題”。最近一段時間因俄烏沖突影響,全球資本市場異動很大,明顯動蕩。世界格局的變化和中國經濟的深度市場化,都呼喚資本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刻不容緩。

    除標準型資本市場之外,還有非標資本市場,這就是中國的產權市場。經過三十多年發展,中國已經建立兩百多個產權交易市場。據筆者實地調查,現在的產權市場已經不僅交易資本,而且還交易土地以及知識技術數據等要素,準確地說,是一種除勞動力和企業家之外的“非標多要素市場”(但不能稱“非標全要素市場”),值得各界關注。

    3.人—物要素混合型:數據市場化著力點

    數據是一個新的要素,也將成為一個新的要素市場。隨著信息革命的爆發,數據的價值越發重要。數據市場化的最大看點是數據的產權界定:其一,誰的權?主體是誰?是被采集者,還是采集者、加工整理者的權?其二,什么權?客體是什么?是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運營權還是收益權?其三,權利性質是什么?是人身權、人格權還是財產權?其四,國家的數據主權、管轄權如何確定?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數據產權的界定、配置、交易和保護體系。更重要的是,數據問題涉及兩條高壓線:國家安全高壓線與個人隱私高壓線。怎么辦?必須確保安全有序流動。在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的前提之下,數據如何雙軌運作,即:屬于公共產品性質的信息數據,如何及時地提供給全體社會成員?私人產品性質的信息數據如何有償轉讓或交易?以及有償轉讓或交易體系中價格如何確定?總之,數據可能是最復雜的要素之一,尚有許多未知的“必然王國”待我們去發現、去探索。

    三、關于制度型開放

    這里談制度開放使用的是類型的“型”,而不是性質的“性”,這是經過斟酌的。

    (一)開放新階段:由“五個流”開放走向“制度型開放”

    中國的開放是從1978年開始的,前一階段重點是“五個流開放”(屬于“政策型開放”),即商品流、資金流、信息流、人員流,技術流。隨著“五個流開放”的推進,開放將進入制度型開放新境界。

    所謂制度型開放是指體制、規則、規制等方面的開放,尊重國際營商慣例,與國際規則接口。這并不意味著“五個流”開放完結,而是說,要向制度型開放升級并與“五個流”開放結合進行。這是開放領域的新追求。

    (二)制度型開放前沿,自由貿易港與RCEP疊加

    中國制度型開放的前沿是海南。2018年4月,國家決定海南在自貿區的基礎上建設自由貿易港。如果把開放梯度看成是一個金字塔的話,自貿港無疑是處在塔尖上。同時,從2022年1月開始, RCEP也開始生效。在海南自貿港,這就有個尋求自貿港與RCEP的疊加效應問題。關于疊加效應問題,筆者在2020年3月6日海南自貿港與RCEP研討會上曾經做過分析,此處不再贅述。①

    制度型開放,比商品和資金的開放更為高端,RCEP于2022年1月生效,而此前(2021年9月16日),中國政府已正式提出申請加入CPTPP。筆者看了CPTPP文本,感覺比原來的WTO更高端,對中國制度型開放的影響也更深刻?,F在的問題是,在政府提出申請后,是被動地消極等待,還是主動作為、積極籌備?筆者建議,應主動作為、積極籌備,現在就應考慮加入CPTPP后對中國國內的影響及相應的改革問題。

    (三)制度型開放:引發中國改革動力系統的雙驅動

    從中國改革的動力系統研究,中國的體制改革主要依靠內生性動力。當年農村“大包干”是誰讓干的?不是別人,正是農民自己。內生性動力是中國改革的第一動力。

    同時,以辦深圳等特區和開發浦東為實際步驟,特別是以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標志,又增加了“倒逼性外部推力”。WTO規則實質是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則。按照加入WTO承諾及其規則,中國修改了3000多條法律法規,帶出一系列有力度的改革舉措,形成了中國第一波開放倒逼改革的浪潮。

    十二年后, 即從2013年8月起,中國決定在上海等地設立自貿區(目前全國21個),特別是2018年在自貿區的基礎上,中央提出“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這是中國更高水平的開放戰略。從改革機制角度研究,自貿港作為自主性開放,既有“自主性的內生動力”,同時也寄希望于“倒逼性的外力”。這不只關乎海南改革,而且關乎中國第二波開放倒逼改革的浪潮。

    “海南自由貿易港”提出四年來,取得不少進展,特別是2021年6月10日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更把開放倒逼改革的系列舉措落實到法律和制度層面。在這樣的背景下,RCEP協議開始生效,特別是中國政府已經正式提出加入CPTPP,它對改革的倒逼是很嚴峻的。因此,從改革大格局看,既要繼續發揮改革的“內生性動力”,又要學會利用對外開放倒逼改革的外力。這會不會引發中國第三波開放倒逼改革的浪潮?可以觀察。

    (四)制度型開放將倒逼中國什么改革?

    這樣一種制度型的開放到底將倒逼什么改革?這是研究制度型開放要找準的內容。

    CPTPP的文本,共30章,涉及投資等六大領域,它在一些新的領域和議題上制定了全新的規則??雌渲械臈l款,聯系中國的現實,突出涉及這樣五個問題。

    1.國企改革問題

    為什么應重視這個問題呢?因為CPTPP針對國有企業制定了一些新的規則,如:加強信息透明度,提供對企業非商業性支持程度等信息;政府對國有企業提供的非商業支持,不得損害其他成員及其產業的利益。所謂“非商業援助”主要針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其規則與WTO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相比,約束的范圍更大;同時還有政府在企業監管方面保持非歧視和中立性等。這就需要加快現有的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②

    注釋

    ①相關論述可參見常修澤:《從三個大格局看RCEP的影響及發展前景》,載《遼寧經濟》2022年第2期。

    ②具體改革方案的論述參見拙著《中國東北轉型通論》,遼寧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

    2.市場準入、公平競爭,隱性壁壘的問題

    CPTPP要求規范競爭條件和手段,減少市場壁壘,使成員企業處于平等競爭地位?,F在仍存在比較復雜的行政審批流程,也有外資企業反映營商環境問題。下一步,應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包括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3.保護知識產權問題

    CPTPP對知識產權的規定大幅超越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范圍和水平。如: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延長知識產權保護期(版權至作者終生加死后至少70年或作品首版發行后70年)。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特別是對國內國外要一視同仁。

    4.勞工權益問題

    CPTPP要求遵守國際勞工組織(ILO)確立的基本勞工權利(消除強迫勞動、廢除童工等);要求將最低工資、工時、職業健康和安全等規定置于法律監管之下。對此,必須保障基本勞工權利。還要注重研究在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勞動就業三元形態條件下,①如何落實保障勞工權益問題,從而使各類就業形態都能建立并完善相應的勞工權益保護機制。

    5.環境保護等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有多方面,現在最突出的是環境保護。怎樣保護環境、促進綠色發展?有四條路線:(1)技術路線 ;(2)結構路線;(3)政府規制路線;(4)產權機制路線 ,即運用環境產權理論,進行“碳產權”界定、交易、保護,現在最薄弱的是產權線。建議走出單向度的“政府強制”模式,而更多地利用產權機制的市場路線來“減碳”,以更好地促進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筆者在《廣義產權論:為天地人命運共同體立命的探索》一文中有系統闡述,可供參考。②

    注釋

    ①三種勞動形態指(1)符合勞動關系情形(“雇員”)的,以《勞動法》調整:(2)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但企業對勞動者實施“勞動管理”,在《勞動法》《民法》外如何制度創新?(3)依托平臺自主經營、自由職業,以《民法》調整(據相關資料,各類靈活就業人員達到2億,保障勞工權益任務很重)。

    ②具體論述可參見常修澤:《廣義產權論:為天地人命運共同體立命的探索》,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3期。

    總之,發展要重民富型;改革要重要素型,開放要重制度型,這是順應當今世界潮流及其博弈的理性選擇。筆者以此三型趨勢論就教于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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