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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制度型開放 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

    時間:2022-10-25 11:47 來源:深圳特區報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這是制度型開放首次寫入黨代會報告。制度型開放對于我國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本期“思與辨”就該話題展開討論。

    ■ 主持人:趙 鑫

    ■ 嘉 賓:匡賢明(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蔡春林(廣東工業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金磚國家研究中心主任)

    李長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博導)

    對外開放的目標更為明確、重點更為突出

    主持人:制度型開放首次寫入黨代會報告,意味著什么?

    匡賢明:回顧4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的發展成就是在開放的環境下取得的。推動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開放。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未來發展環境作出了重要判斷。面對全球經濟挑戰以及世界格局變化的不確定性,我國對標國際經貿規則,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既是自身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是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的客觀需求。制度型開放首次寫入黨代會報告,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的目標更為明確、重點更為突出。

    蔡春林:制度型開放體現了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表明我國的對外開放是一以貫之的,并不斷向更大范圍、更深層次、更多領域邁進。從經濟發展上講,制度型開放有利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豐富了制度型開放的內涵,既包括國際通行規則的對接,還包括規制、管理、標準的開放,這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將進入更高階段,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

    李長安:制度型開放最早是在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被寫進黨代會報告尚屬首次。它是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其本質就是要構建與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國內規則和制度體系,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對于中國來說,推動制度型開放已經迫在眉睫,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高質量發展時期,要強化對外開放制度體系設計,加快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實行高水平的貿易與投資便利化政策,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

    制度型開放層次更高、影響更廣

    主持人:相比于原來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制度型開放有何特點,其意義何在?

    李長安: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已經基本實現了商品服務貿易自由化和要素流動的便利化,國際分工已然發生了質變,這就必然要求各國進一步在國內規則和制度上實現兼容。從這一意義上說,制度型開放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新形勢下的當務之急。與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不一樣,制度型開放層次更高,影響更廣,更注重規則、標準等方面的對接。在全球經貿規則大調整、大重塑的背景下,中國有責任也有能力在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發展中作出貢獻。因此,無論是順應和引領全球經貿規則往高標準化方向發展,還是推動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都需要率先在制度型開放上走在全球前列,展現使命和擔當。

    匡賢明:相對于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制度型開放是一個重要的提升。一方面,它表明開放程度更深,觸及到深層次的制度性變革。比如,既要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又要推動服務業監管制度等的變革;另一方面,制度型開放表明中國提速對接高標準經貿規則,這是對自由貿易規則的維護、遵守與創新。

    蔡春林:與之前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不同,制度型開放是以規制、規則、標準開放為主的對外開放,具有穩定性、系統性和全面性。我國對外開放過去采取的是漸進式開放,即根據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和風險管理能力逐步放松市場管制,其特征表現為碎片化和以商品及要素流動為主。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載體是自貿試驗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相繼設立20多個自貿試驗區,大幅降低了貿易雙方的交易成本。制度型開放的重要政策安排是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降低了貿易的不確定性,有利于改善營商環境,給外商投資者以正向激勵。制度型開放是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是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部署,能夠同世界分享中國的發展機遇。

    制度型開放應以法治方式推進

    主持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離不開更深層次改革。讓更多規則、標準“走出去”,還應出臺哪些改革舉措?

    蔡春林:制度型開放應以法治方式推進。政府要加強頂層設計,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穩步擴大中國和國際的對接與對標,除了加強科學立法,也應有相關的配套措施。要以開放促改革,通過制度型開放倒逼我國加快改革步伐,學習借鑒國外先進規則、標準和管理技術。

    對深圳來說,一是應依托前海自貿區,推出更多金融制度型開放創新改革方案,引領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只有做大做強國際貿易,暢通國際大循環,才能充分發揮我國市場大、制造業全的比較優勢,更好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讓內循環更具韌性。二是進一步完善負面清單制度,重點推動數字經濟、科技金融、新型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制度型開放,提高深圳數字貿易競爭力。

    李長安:大力推進制度型開放,是提高中國在國際經貿規則和標準領域話語權的重要戰略部署。為此,對內要構建一套與國際貿易投資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對標國際先進標準,在審批準入、市場競爭、產業政策、知識產權、營商環境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對外要積極參與相關規則修訂,推動形成更加透明、包容、平衡的現代化多邊規則體系。加大中國規則、標準的輸出力度,讓更多的貿易伙伴接受、認可。加大創新的力度,提高中國規則、標準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匡賢明:推進制度型開放,一方面,需要加大服務業市場開放,推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這是當前開放的重點領域。另一方面,需要加快規則、標準與國際的對接,在融入國際規則與標準中參與國際競爭,擴大自身實力,在贏得競爭優勢中讓國際市場接受自己的規則和標準,實現規則、標準“走出去”。從政府層面來講,一方面需要加快“放管服”改革,構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需要強化對外經濟職能,構建多層次、多體系的企業“走出去”服務體系,保障企業“走出去”的發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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